一桩事先签完合同、付过订金的种猪进口生意竟被卖家“放了鸽子”，一场“非洲猪瘟”导致的“洋种猪”断供竟成国内猪肉价格飙升的原因之一。

一方面，人们早已能够“大快朵颐”，另一方面，想吃精品猪肉还是要掂量再三。随着年终腌腊制品高峰的到来，刚刚有所回落的猪肉价格又翘起了尾巴！

12月8日，市场上黑猪精品五花肉的价格高达97.8元/斤。而市场上的普通五花肉的价格在25-30元区间。为什么价格差别这么大？红星资本局了解到，以黑猪为代表的本土猪长得慢、饲养成本高、数量少，而白猪长得快、饲养成本低，已经占领了人们的日常餐桌。目前市场上的白猪，90%以上都是“洋种猪”的后代。

数据显示，预计今年种猪进口总量超过2万头，创历史新高，而国内种猪总数超2000万头。业内人士向红星资本局指出，这2万头进口种猪已占到国内核心猪群年更新量的3-4成，这是个很高的比例，说明我国对进口种猪仍存在依赖。

尽管养猪企业们已经意识到不能让他人掌握命脉，纷纷成立育种公司，并取得了一定进展，然而，在人才培养、大数据积累，尤其是联合育种等方面进展缓慢，甚至有的企业因竞争关系而相互“拆台”，有业内专家更是直言“数据错得离谱”。

在技术积累了20余年后，业内预计，要真正研发出中国的“猪芯片”、“真正将肉盘子端在自己手里”还需要5至10年。

土猪打不过洋猪，

如果都养土猪，肉价更加下不来

国内种猪场向国外原种场进口其生产的祖代种猪，通过同品种纯繁扩充祖代产能，并通过纯种母猪和公猪杂交生产父母代二元种猪，即国内市场上的种猪。父母代二元种猪产下的仔猪育肥后作为商品猪销售到市场上，就是三元猪。

“洋种猪”断供，这并非无稽之谈。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指出，国内种猪场往往通过不断引种杂交来取得遗传进展，导致大量优质基因并非纯合，不能稳定遗传。因此，白猪在经历几代培养后就会退化，需要重复进口，如果进口渠道被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目前加拿大、美国、丹麦、法国为我国主要的种猪引种国。2018年孟晚舟事件发生后，中国与加拿大自贸协定谈判停滞，从加拿大的引种工作完全搁置。有相关企业的从业者告诉红星资本局，“当时我们已经签了进口种猪的合同、付完货款、手续齐备，猪都准备上飞机了，却被‘卡住’，谁也没预料到这种飞来横祸。”

“今年进口超2万头种猪，相比国内2000多万头种猪，看似占比不大，但实际上这个比例是很高的。”天兆猪业育种总监经璐解释道，“进口种猪主要是用于更新核心群，全国核心群的理论数量为8-10万头，其年更新率为50%-80%。因此，进口的2万多头种猪已占到年更新需求量的3-4成。这说明我国对进口种猪仍存在依赖。事实上，过去从没有哪一年的进口种猪数量超过12000头，今年是新高，这可能与非洲猪瘟的影响有关。”

经璐在接受红星资本局采访时表示，我国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国外引种“杜长大”（美国杜洛克猪、丹麦长白猪、英国大约克猪）。目前国内的商品猪主要是选用外来品种杂交而成的外三元，或是本地品种与“杜长大”杂交产生的内三元，这两个品种具有体型大、生长周期短、饲料回报率高、瘦肉率高、经济效益明显等特点。

相对“洋猪”，中国土猪长成需要1年，每增重一公斤需要消耗5公斤饲料。新希望六和育种相关负责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，这导致过去肉食短缺，老百姓吃不到、吃不起。

而洋猪6个月就出栏，每增重一公斤仅需消耗2-3公斤饲料。此外，土猪的瘦肉占比仅为35%，洋猪瘦肉占比高达75%。饮食习惯的改变也让市场有所偏好。

根据2008年全国第二次家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显示，中国特有的88种地方猪种里，有85%左右存栏数量急剧下降，其中31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和濒临灭绝。

“中国猪肉价格低、供应充沛，是因为中国养了地球上一半的猪；如果洋种猪断供，大范围养土猪会导致饲料消耗多，迅速推高造肉成本，那肉价就更加下不去了。”新希望六和育种相关负责人表示，“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，肉盘子也要端在自己手里。”

不仅种猪依赖进口

种猪检测设备也是以进口为主

要防止白猪退化，最简单的方法是从国外引种。但这会造成依赖性，容易被外国“卡脖子”。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朱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，本土的育种体系不完善，进口的好的品种也无法得到很好的保种、繁育、改良，进一步加剧了对进口的依赖。

此外，以今年上半年的数据计算，通过航空运输的进口种猪的平均成本在3万元/头。而国内种猪的售价还不到1万元/头。

据布瑞克农业数据的预测，2020年种猪的进口量或达到22000头，创历史新高，甚至未来数年还会有所增加。预计2020年国内种猪需求量约为5500万头，但国内的种猪数量仅为2400万，缺口明显。

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本土育种。9月2日，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提出，养种猪就是做“猪的芯片”，现在必须冲上去自己解决，要解决种猪国产化问题。

然而业内的共识是，本土育种周期长、见效慢、投入多，远不如直接进口来得快，这也导致了我国的种猪长期依赖进口。

以背膘厚度为例，天兆猪业选育的种猪年进展为每年背膘变薄0.04-0.1毫米。虽然消费者很难直观感受到这方面的变化，但是测量一头种猪的背膘厚度就需要花费20元。此外，测量饲料效率平均成本为每头猪200多元，测量肉质等各种指标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设团队、人才培养、器械设备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种猪检测设备都是以进口为主。红星资本局了解到，目前一台背膘仪需要十几万元，自动饲喂测定站4至5万元一台，而且一个周期（4个月）只能测15头猪。

“之前不做自己的‘猪芯片’，主要是猪企规模小、技术力量欠缺。国外引种能迅速带来品牌效应和销售利润，短期效益明显，因此缺乏建立自有种群的实力和动力。现在猪企普遍有这方面的眼光和魄力了。”受访从业者告诉红星资本局，“此外，我国猪育种的品种定位不明确，‘地方品种+洋猪’培育出的折中品种生产性能不高且不能维持，很快退出市场，这进一步打击了猪企自主育种的积极性。”

“基因决定种猪性能表现的上限，只有通过育种才能打破养猪行业的天花板。”经璐告诉红星资本局，经过多年发展，我国养猪业已经从散养大国发展为集约化养猪大国。一些大型猪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育种体系，能够做到自主繁育，培育出的种猪与进口种猪性能差异已经不大。

“在做好杂交选配、同质选配、避免近交等育种辅导下，基本能避免退化的情况。”不过她也表示，“但如果希望通过育种带来产品差异化，或是取得优于同行的性能，猪企还是会从国外引进最新的育种成果。”

据了解，我国从种猪测定、人工授精等应用技术，到BLUP、REML等统计方法，以及DNA标记辅助选择、分子育种等技术均已掌握，但这些技术的应用范围小，未形成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应用。

引种-维持-退化-再引种

不良循环背后，行业缺人才、企业互拆台

尽管我国已经培育了一些新品系与配套系，但整体仍处于引种-维持-退化-再引种的不良循环。引种后带来短期种猪性能改进，但没有持续的育种，这些引进的“洋芯片”没能本土化，实质上等于简单的扩繁。

这一方面是由于育种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；另一方面是因为原始数据的积累量和准确性不够。

受访业内人士指出，育种属于偏冷的学科领域，仅在研究生阶段设“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”专业，愿意毕业后去养猪一线学生的很少，大部分转换做分子育种，或是毕业后留校、去科研、事业单位。“猪企能给的收入没有优势，高校有人才启动基金、安家费等待遇，综合福利更好。”有猪企负责人向红星资本局坦承。

朱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，“选育技术本身我们和国外差别已经不大，差的是大数据的积累。”他表示，种猪选育就是需要一代一代猪的进化，必须把时间熬够，没有捷径可走。“像种猪选育的强国丹麦已经有上百年的积累，而我国目前只有二十多年。”

不同于国外完整的遗传评估和销售体系，国内种猪并没有一个准入门槛。朱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，我国与丹麦等种猪大国的最大差距在联合育种的水平。

所谓的联合育种是指在一定范围（地区、省、全国）内进行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联合（跨场）遗传评估，将优良遗传资源（种畜）共享。

联合育种能扩大育种群规模，从而增加遗传变异、提高选择强度；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，尤其是种公畜，提高育种效益。联合育种包括性能测定、数据管理、遗传评估与遗传交流、人工授精体系和网络信息系统，其中遗传评估是联合育种的核心。

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丹麦等养猪强国都建立了国家层级的联合育种，做到了大数据打通，还成立了专门的行业协会。

以美国国家种猪登记协会（NSR）为例，该协会正式成立于1994年，其前身泽西杜洛克协会成立于1883年。协会建立了猪DNA数据库，2002年7月1日后出生的所有公猪在有窝产记录前都必须进行DNA储备。

NSR提供经费建立了种猪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系统，对全美各个种猪场进行测定和遗传评估，所有数据编入电脑联网数据库，通过官网实现种猪育种信息共享。

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指出，生猪联合育种在我国开展了20多年，但效果并不显著。

有从业者告诉红星资本局，猪企上传的数据质量普遍不是很好，真实性存疑。

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博士王忻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，猪场提供的数据简直离谱。一个养殖规模在2400头的猪场，从系谱分析结果来看饲养了至少1200头公猪；出生到100公斤的生长速度为：每日增重1500克以上，料肉比全部都是1.5以下；大白母猪的母系指数都在160-180，杜洛克的父系指数在200以上。

而正常情况下，猪场的公母猪的比例一般为1：25，使用人工受精的更是高达1：100（这就意味着，母猪数量会远远高于公猪数量）；出生到100公斤的猪仔生长速度呈阶梯状，每个阶段平均每日增重290克、360克、410克、480克、560克、600克、650克；目前猪企的平均料肉比水平为2.4:1，即便是国际最高水平也仅为1.8:1；而大白母猪的母系指数在100-110，杜洛克的父系指数在110-120，美国的最高纪录也仅为174.7。

此外，猪场之间的遗传交流也不多。一是生物安全上的担心，二是育种企业大部分要销售种猪，作为竞争对手不愿意进行遗传交流。

据王立贤介绍，联合育种需要猪企实行资源和技术共享，联合选育肉质和生长速度俱佳的生猪品种。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种猪企业多，相互之间竞争异常激烈。无论是种猪场的建设环境、原始种猪质量、技术力量、育种水平、管理水平、运作体系等都存在较大偏差，因而很难实现信息的真正沟通与交流。因此他认为，“我国的种猪企业可以先育种，等共同利益凸显的时候再进行联合。”

自主“猪芯片”在行动

多家企业强力攻关，5-10年有望实现

猪企们已经意识到育种的重要性。

8月31日，新希望六和发布《关于投资设立猪育种公司的公告》，计划出资一亿元设立育种公司。而除了新希望集团，温氏、德康等大型公司都已经涉足种猪选育。

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瑶生分析，三十多年来，种猪企业私有化助推了现代种猪产业的发展，广东是典型的代表性省份。如今，标准化规模养殖创造了种猪产业新机遇。大型养猪企业全产业链化，种猪育种企业专业化，聚集度越来越高，区域联合趋势加速。他认为，联合育种是大势所趋，生猪产业链的专业化分工是必然的趋势。

经璐预计，我国种猪达到不依赖进口、完全国产化，还需要5-10年。“首先系谱的代次不能断，至少5代以上。其次一个批次的测定量要在1000头以上。指数按要求定制至少要5年的数据积累。”

“10年太长，争取5年攻关。”在新希望六和育种相关负责人看来，“育种工作既是资金密集型、人才密集型的工作，更是效益滞后型的工作，因为它的价值要在商品猪端才能实现。”

据介绍，新希望已投入5亿生物资产，拥有10500头原种猪，还要再新建12000头，估计又要5亿资金，这样就会有2万头以上的原种猪群的基础。之后还要再通过3到5年的选种选育，才有希望研发出新希望自有知识产权的“猪芯片”，这是一个长期工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国内越来越多育种企业重金加盟国外育种体系，一是为了对方长期积累的庞大种猪数据库资源；二是为了对方持续改良的优良种猪（精液）资源；三是为了规范统一、可信的基础育种工作。

11月19日，河南精旺猪种改良有限公司与法国Cooperl集团正式签约，就中法合资高端种公猪站项目达成战略合作，将共同出资建设一座世界最先进水平的专业化高端育种级种公猪站。站内种公猪全部来自于法国Cooperl集团核心场。

新希望更是早与国际上排名前三的海波尔公司合作，从加拿大引进原种，在四川的江油成立了原种猪场；同时还在山东与海波尔合资设立了育种有限公司并拥有其45%的股权。

2015年，新希望又出资收购了杨凌本香农业股份有限公司，该公司与全球最大的原种猪育种公司PIC在陕西成立了合资公司并拥有其51%的股权。通过这一收购，新希望与PIC也展开了深度合作，并建立了自己的种猪数据库。